战“役”在商丘·最美逆行者-世界杯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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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好人”群体对当前我省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
责任编辑:  来源:商丘文明网  发布时间:2014-01-13

  公民尤其是“草根”阶层的道德水平既反映着社会的道德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一定程度上是公民道德素质的现代化,或者是说是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近年来,商丘共45人入选“中国好人榜”候选人,12人荣登“中国好人榜”。一大群“商丘好人”,一大批雷锋式人物,他们用善心照亮社会,用义举温暖人心。“商丘好人”谱集中体现着“包容诚信、务实拼搏”和智、勇、仁、强的“商丘精神”,也是中原道德精神的展现。“商丘好人”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生动演绎,引领着时代的风尚。研究“商丘好人”现象的价值、形成的深刻动因对当前我省公民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商丘好人”现象的价值

  1.提升着社会公众对道德建设的信心

  近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各种失德、败德现象,从小悦悦事件到名人诈捐等一系列事件,以致不少人认为我国道德滑坡、世风日下,进而对道德的状况决断有误,对道德建设没有信心,继而对社会上的“好人”也不信任。道德悲观的心绪在社会上弥漫,甚至发展为仇官、仇富等不良社会心态。“商丘好人”群体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当前我国社会道德中积极的力量,感受着人性中的温暖与光晖,从而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充满信心。这是道德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

  2. 昭示着个体道德人格的价值

  市场经济大潮在促进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促进人的竞争意识、自主意识、民主意识等现代意识觉醒的同时,也异化着人类的良知。一些人不择手段追逐名利,把金钱的多少和地位的高低作为评判人生价值的标准;一些人把吃喝玩乐作为人生追求,致使享乐主义盛行、极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一些党员干部丧失了应有的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等。作为道德主体,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错位等于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奋斗的动力和前进的坐标,不仅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大打折扣,而且严重者致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商丘好人”群体,以他们平凡的行动昭示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也都可以不平凡,关键在于他有什么样的道德人格,即对自己的人生如何定位、有无追求、有什么样的追求、怎么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追求等。

  3.传递着人间的温暖与美好

  大思想家朱熹讲过,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功夫全在行上。“商丘好人”群体中,不管是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还是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等群体,在他们感人事迹中,都没有大话、空话,没有豪言壮语,但他们以朴实的、平凡的善举,温暖着他人,传递着正能量。姜德强收陌生人求助短信就坐火车奔300里上演了一个人的“救人马拉松”,这300里可谓一路救助一路情。商丘水上义务救援队、商丘市义工联、“贩菜哥”王超华、“街净哥”轩敬杰、“弯腰哥”张伟等等,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一个又一个群体,影响和带动着更多的人,他们的善举,使我们在浮躁功利的社会中感到人间的温暖和美好。

  二、“商丘好人”引领时代风尚的深刻动因

  1.厚德文化的积淀与浸润

  任何人,无不生长在一定的地域文化之中,并深受其熏陶和浸染,自然遗传所在区域的文化性格。作为“三商之源”的商丘,智、勇、仁、强等是其精神的内核。从历史上的花木兰到现代的焦裕禄再到当代的好人群体,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侠肝义胆、勇于担当、吃苦耐劳、自尊自强;扶危济困、宽厚诚信;不畏艰难、踏实进取等精神既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更是一种区域文化性格或者是一种文化的基因,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的商丘人血液里,融入商丘人的灵魂中。

  2.制度设计的有效激励

  在影响公民道德养成的社会环境系统中,制度规范起着基础性作用。良好的制度规范会鼓励人们自觉地“抑恶从善”,而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则为“从恶”提供方便,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行善”的愿望和动机。公民的道德状况和人格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社会为其所提供的社会结构方式,以及社会调控手段的内容和方式。商丘近年来一系列常态化、多样性的激励道德建设的制度设计,如关心帮助机制等,有力于促进了“好人”的涌现和成长。英雄流血流汗不再流泪。

  3.多层面立体化的道德建设

  2004年开始商丘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公民道德素质教育,开展现代商丘人形象大讨论及其延伸活动;2006年,实施现代商丘人形象塑造工程;2012年开始的 “学习雷锋精神,争做道德公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等,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作为载体,吸引着全体公民的广泛而积极的参与。同时,好人群体的出现,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和辐射作用,“知荣辱、明礼仪、树新风、强素质、塑形象” 崇尚高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也是道德建设的一种内在的动因。

  三、“商丘好人”群体对当前我省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

  1.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刚性规定的引领和约束

  公民道德素质的养成与提升,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及各种性质的社会关系等社会生态因素不可或缺,但制度规定作为最基本也是基础的规则具有规范、约束和引领等功能。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地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的调查也表明,社会环境和制度分别排在失德原因的第一位和第四位。因此,有效的制度引领和约束十分必要。商丘市的让“英雄流汗心畅快” 系列制度设计,如建立健全关心帮助机制,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上全方位关心关爱先进典型,不仅打造“商丘好人”道德品牌,而且在全社会引领道德典型的示范作用和“雁阵效应”。

  2.运用多种途径,强化道德领域里的专项治理

  道德治理相对于法律与制度治理的刚性,更强调的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来引导和激励人们明是非、辨善恶、知美丑。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人基本道德价值判断模糊,如对婚外恋现象的容忍和接受;公民趣好性明显,如对自己、家人、同事和朋友在公德、职业和家庭道德等方面的评价高于对社会道德的总体判断等。因此,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必须强调道德治理。具体说来:一是全民道德教育常抓不懈。如在中小学生中组织开展“学雷锋精神 做美德少年”活动;在窗口行业、商业企业和公共场所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精神 倡树行业形象”、“岗位学雷锋 争做好员工”和“学习雷锋精神 争当时代先锋”活动;在城镇社区开展“学雷锋 献爱心”活动。共青团商丘市委的“五个一”志愿服务活动,即唱一首歌、结一个对子、学一遍誓词、做一件好事、开展一次活动,商丘市教育局在全市中小学开展的“六个一”活动,即读一本书、讲一个故事、开一次班会、写一篇心得、做一件好事、参加一次志愿服务,商丘日报报业集团的“晚报帮办”等,有力地促进了学雷锋活动的开展。不仅如此,商丘还创新出台了公民道德教育实践基地评选体系,仅在2012年,就命名17个商丘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9个商丘市公民道德教育实践基地,成为道德教育行之有效的载体。二是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和网络、手机短信、微信和飞信等新兴媒介,既大力宣传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身边好人的感人事迹,同时对失德行为进行舆论监督,营造浓厚的道德氛围,使公民在参与中养成和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如利用传统静态的大型公益广告牌、广告塔、道路指示牌、横幅等宣传形式以及led滚动字幕、大型电子显示屏、电梯广告屏、公交车广告屏、车载滚动字幕等形式进行全方位立体宣传。2013年又新开设了“商丘好人”网。《商丘手机报》每天两期,每期刊发一个“商丘好人”典型。在市属媒体、网站上开设“雷锋精神在商丘、‘三平’典型在身边”、“我身边的雷锋”、先进典型网络推介等专题专栏。据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平面媒体共发稿200多篇、照片90多幅,电子媒体发稿420篇(条)。及时报道活动开展的最新、最快情况,开设《雷锋式“商丘好人”谱》,以简讯的形式刊发学雷锋模范人物、“商丘好人”事迹。三是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诚信尤其是企业诚信问题,建立诚信信息查询网络平台,包括诚信企业及个人信息、失信企业及个人不良记录,并向社会公布失信企业的“黑名单”,同时,运用地方立法或行政规章有效惩治失信行为。

  3.加强政务诚信,强化公务人员的道德表率

  政务诚信是指作为政务主体的政府及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履约践诺的状态和行为。政务诚信决定着公民的道德理想,引领公民诚信风尚,是公民道德素质提升的基础和关键。如商丘在党政机关开展“学习雷锋精神 做服务群众贴心人”、“学习雷锋精神 争做优秀公务员”创评活动;商丘市地税局的“爱心妈妈”捐助福利院儿童活动,商丘市卫生局的“践行雷锋精神 办人民满意卫生”活动等既展示了政府的形象,密切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是提升公务员道德的重要载体。正如党的十大八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必须“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同时,政府的各项政策归根到底要通过国家公务员的具体服务体现出来。“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平和行政机关的服务水平对公民道德具有强烈的导向、示范作用。调查表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行政办事人员对行政机关的服务水平认同度高于其他群体。作为人民群众的服务机关和公仆应该为谁服务?公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项网上在线调查也印证了此点。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心对1865人进行的调查,82.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说谎之风日渐泛滥。对如何改变说谎之风? 75.6%的人表示 “精英和官员要坚持说真话,引导社会风气”,72.3%的人希望“国家、社会真正推崇、鼓励坚持原则和说真话的人,让说真话者不吃亏”。因此,如果行政人员能够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他就能够超越法律制度对他的岗位责任的一切规定,使他的岗位责任得到最充分的履行,并在履行岗位责任过程中,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使法律制度的一切不适时的和不公正的规定得到纠正。正如2013年6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对照检查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情况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践说明,只要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就能上行下效、产生强大示范效应,全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就不惧怕任何艰难险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朱金瑞

  作者简介:朱金瑞,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经济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

(商丘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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